799年，教皇纪查理曼率兵攻入罗马，国王更恢复了被驱逐主教利奥三世的欧洲教皇之位。800年圣诞节，中世查理曼在圣彼得大教堂礼拜之时，权力利奥三世突然将一顶皇冠戴在了查理曼头上，教皇纪并宣布查理曼为“罗马人的国王更皇帝”，是欧洲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和基督教世界的保护者。

此举开创了教皇为皇帝加冕的中世先例，再次强化了“君权神授”的权力古老原则，此后欧洲历任皇帝都需要经过罗马教皇的教皇纪正式加冕才算合法，这就奠定了欧洲教廷与王廷双重统治的国王更政治体制。

查理曼死后，欧洲他的中世孙子将偌大帝国一分为三，形成了东、权力西、中法兰克三足鼎立的局面，不久后中法兰克被东、西法兰克吞并，东、西法兰克也逐渐决裂，形成了当今法兰西和德意志的雏形。

961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进军意大利帮教皇摆脱当时罗马统治者贝伦加尔的控制，教皇为奥托一世加冕，封他为“罗马帝国”皇帝。

从以上几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在此阶段，教权和王权（皇权）之间基本上维持一种合作共赢的局面，王权需要通过教权为其统治披上合法化、神圣化的外衣，从而加强王权。而教权也需要通过依附于王权，来对抗当地反抗的世俗势力，并在欧洲推广和维护基督教世界的统治。

这五个多世纪是教权和王权的蜜月期，基本呈现一种合作大于竞争，相互利用，共同发展的局面。

教权与王权的合作，势必会影响宗教形而上的崇高性和纯洁性，教会难免为世俗权力所影响，因此很多教士开始追求享乐，生活逐渐奢靡淫逸。

主教叙任权之争

在这种背景下，一场主张苦修禁欲，恢复天主教纯洁性的克吕尼改革运动在西欧各国兴起。罗马教廷利用这场运动，发起了一场巩固教权，削弱王权的主教叙任权之争，王权与教权从此结束蜜月期，双方陷入了长期的拉锯战中。

“主教叙任权”是指授任主教和修院院长等高级神职的权力。教皇认为各区主教的任免均应听从罗马教廷的安排，而世俗国王则认为“君权神授”，上帝不但赐予他们世俗统治权，同时还赐给他们教会管理权，授任神职之权应属封建君主。

1075年，改革派强势人物格列高利七世成为教皇，并发布《教皇敕令》，宣称只有教皇具有任免主教，制定新法规，设立新教区的权力，只有罗马主教堪称普世主教，有权废黜皇帝，罗马教会永不犯错误，教皇永不受审判等等。敕令明确了世俗皇帝无主教叙任之权，重申了教权高于皇权的古老法则。

亨利四世对《教皇敕令》无动于衷，再次委任米兰大主教，并在1076年召开沃尔姆斯宗教会议，斥责格里高利七世，否认他的教皇权力。

卡诺莎之辱

格里高利七世作为回击，颁布了中世纪最著名的教皇法令，宣布革除亨利四世的教籍，取消其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治权，解除其臣民对其的效忠誓言。

德国内部的反对势力趁机联合起来，宣布如果亨利四世一年内不能恢复教籍，就会废黜其帝位。

亨利四世被逼无奈，冒着漫天风雪来到阿尔卑斯山的卡诺莎城堡乞求教皇的宽恕。亨利四世赤脚在雪地里跪了三天三夜，才得到格里高利七世的谅解，史称“卡诺莎之辱”。此后，“卡诺莎”在西欧各国成了屈辱的代名词。由此教皇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在主教叙任权之争中，教权获得了第一轮的胜利。

得到宽恕后的亨利四世回国，很快便稳定了局势，随后率军围攻教皇国，并宣布废除格里高利七世。

亨利四世死后，亨利五世继位德皇，并与教皇再次就主教叙任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双方在1122年达成妥协，签订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规定皇帝放弃主教叙任权，德意志的主教和修院院长由神职界按照法规选举产生，但皇帝可临场监选。

这场旷日持久的主教叙任权斗争终于告一段落，教会取得了极大胜利，教皇的权势已发展到足以与皇权相对抗的地步。从此，确立了中世纪西欧的分权局面，对近代西方分权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继位德皇后，意图洗刷“卡诺莎之辱”，五征意大利，虽然换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但最终还是在教皇和意大利同盟的强大兵力下屈服，最终于1177年与教皇签订合约，归还教产，并承诺不干涉教皇国内部事务，并下跪亲吻教皇的脚，再次上演“卡诺莎之辱。”

其他国家的王教之争

除德意志外，欧洲其他国家也先后爆发主教叙任权之争，如英国的坎特伯雷主教安瑟尔谟曾反对英王亨利一世拥有主教叙任权，双方爆发激烈斗争。后来双方妥协，国王放弃主教叙任权，但教会神职人员需向国王宣誓效忠。

此后英格兰金雀花王朝开创者亨利二世与当时坎特伯雷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也因为主教叙任权、神职人员审判权等爆发冲突。贝克特遇刺身亡，亨利二世迫于压力赤足来到贝克特陵前忏悔，获得教会宽恕，并放弃了《克拉伦登条例》中侵犯教士利益的条款。在此阶段，在英国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中，从名义上来看，教会同样获得了胜利。

教权达到顶峰

教皇权势在英诺森三世时期达到了顶峰。

英诺森三世是一位极具政治手腕的人，他在位期间先后压服德皇、英王等世俗君主，将教会势力推上了顶峰，他本人也被后世誉为“万皇之皇”。

1198年英诺森当选教皇，他承袭格列高利七世的教权观点，认为教皇是上帝在世上的代表，皇帝和国王应臣属于教皇，并由教皇授予世俗权力。他致力于建立欧洲基督教封建神权的大一统帝国。

他先是利用霍亨斯陶芬和维尔夫家族矛盾，挑起德意志内战，从而将德国在意大利势力驱逐出去，巩固了教皇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其后将年幼的腓特烈二世扶上王位，控制德意志政局，并迫使腓特烈二世放弃将西西里王国和德意志王国统一的想法。

在英国，他利用各贵族对国王的反叛，迫使英王约翰向教皇称臣纳贡，取得教权对王权空前绝后的一次胜利。

除了对王权的压制外，英诺森在位期间还发起多次十字军，征服拜占庭，镇压阿尔比派，极大拓展了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强化了罗马教会的统治地位。

这个阶段，欧洲各国势力基本站稳了脚跟，各国王室力量也得到了足够的加强，所以此时的教权失去了原有意义，反而形成了一种制约皇权的掣肘。

而此时的西欧各国均已皈依天主教，教会在精神世界的权势达到了顶峰，势必要求更多的世俗权力，且在此阶段，教皇号召各国发动十字军东侵，教皇在名义上掌握了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形成了能够与世俗王权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因此，双方在结束了蜜月期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决裂和战争。

在此阶段，罗马教会与德、英、法各国世俗权力都因为主教叙任、神职人员审判等问题爆发了冲突，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在英诺森三世的铁腕强权、纵横捭阖之下走向权势巅峰。

但需要注意的是，教皇在与德皇的长期斗争中能够一度占据优势，其主要原因与德意志松散的政治制度有很大关系，这就为教皇分化瓦解德意志王国力量，利用德国反叛势力挑战德皇提供了便利。

一旦世俗王权统一整合国内贵族，形成一个整体，教权便失去了对王权的压制能力，攻守之势很容易逆转，这就为接下来的教权衰落埋下了伏笔。

阿维尼翁之囚

13世纪末，法王腓力四世，加强王权，打压各地诸侯，成为法国第一位专制君主。为了筹集对英战争的军费，腓力四世将目光投向教会，并下令向神职人员征税。

1296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发布通谕，宣布国王无权向教会行使任何权力。腓力四世下令禁止法国货币出境予以回应，教皇被迫让步，同意法王向法国境内教会征税。然而，双方斗争并没有停息。

1302年，腓力四世召开首次召开三级会议，寻求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的支持，教皇发布《一圣通谕》，重申教皇拥有高于世俗君主的最高权力。

1303年，教皇准备发起破门律，腓力四世率先攻入教皇宫，将卜尼法斯八世痛打致死。法王控制了罗马教廷，教皇权势由盛转衰。

1305年，腓力四世选举法国人克雷芒五世为教皇，并于1309年将教皇宫底迁往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并且一直持续了近70年，此后连续7任教皇都是由法王控制的法国人。人们将这一阶段的教皇称为“阿维尼翁之囚”。

除了对教会的打压控制外，腓力四世还以信仰异端为名镇压了当时著名的圣殿骑士团，并于1307年10月13日星期五，将骑士团大多数成员实施火刑，十字军中最著名的一只骑士团就此覆灭。而这一天，也成了后世让人避讳不已的“黑色星期五。”

法王权势日盛，教皇成为法王打压国内贵族，抗衡英格兰和德意志的工具，教权一落千丈，王权快速崛起。

西方教会大分裂

1377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将教廷重新迁回罗马，结束了近七十年的阿维尼翁之囚时期。格里高利十一世死后，枢机主教团发生意见分歧，法国势力和意大利势力各自选举了一个教皇，并形成对峙局面。此后由于英、法、德、西等诸国的介入，又选举了一名教皇，形成了三个教皇鼎足而立的局面，罗马教廷变得混乱不堪。

1417年，为了镇压新教改革运动，各国君主达成协议，将三个分裂教皇全部废黜，另选举马丁五世为新教皇，结束了历时40年的西方教会大分裂，然而教皇权势从此一蹶不振，教权永久丧失了与世俗王权抗衡的力量。

由于罗马教廷的骄奢淫逸以及文艺复兴带来的进步思想，宗教改革思想在西欧各国悄然萌发。1517年，利奥十世在德国兜售赎罪券成为了最终导火索。马丁路德针对赎罪券，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并迅速在各国蔓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新兴资产阶级和部分封建贵族势力的支持。

最终经过一系列长期复杂的斗争之后，基督教再次发生大分裂，形成了传统天主教和信教（统称）两种教派。瑞士、尼德兰、法国南部等地，成为新教势力范围。英国、北欧诸国也建立了各自的国教，国王取代教皇成为教会首脑。

法国虽然仍坚持信仰天主教，然而王权进一步得到加强，并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教廷控制。

罗马天主教势力范围只剩下德意志、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少数地区。

宗教改革运动给本就虚弱不堪的罗马教廷以致命一击，从此教权开始一步步沦为王权的附庸，成为各国相互征伐利用的工具。

从上面的发展历程来看，中世纪一千多年的时间中，教权和王权之间争斗不休，相互制约，此消彼长，但总体来看呈现一种教权由弱变强，然后由盛转衰的变化趋势。而世俗王权则一步步加强，最终摆脱教权控制，在15、16世纪开始走向中央集权、君主专制。

教权和王权的斗争是中世纪西欧历史的主旋律之一，虽然给底层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对于近现代欧洲分权制度的形成有着明显的推动意义。

最后再次申明一点，在很多人眼中，欧洲中世纪教权凌驾于王权，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除了11、12世纪教权极盛时期，教权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劣势越发明显。究其原因，教权始终只能在精神上对人们施以影响和控制，一旦人们意识觉醒，这种虚无缥缈的约束能力便会瞬间瓦解。

而世俗王权则通过等级森严的封建分封制度、不断完善的国家法律制度和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在经济、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形成了对民众的制约和掌控。教权与王权对民众的制约和掌控，可有效反映出双方实力的对比。

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教皇压制王权的办法比较单一，只能通过破门律挑动国内贵族反抗王权，如果针对德意志这样松散的国家还比较有效，而像英、法这样逐渐形成君主专制的国家效果则要大打折扣。

而王权的操作手段显然要更多样更有效，可以如腓特烈一世一样直接率军攻入罗马，血洗罗马城，也可以向腓力四世那样扶持亲法势力，控制教皇，或者像英王亨利二世那样虚与委蛇。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话始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完）